2011年，臺灣曝出了一個備受關注的新聞事件。一名博士畢業、在臺積電擔任軟件工程師的臺灣女子在網上被一個號稱是“美國中情局局長”的騙子騙了，不僅騙了感情，還騙了錢。劉梓潔當時特別關注這個案子，有一天她看到新聞說，這位受騙女子依然癡心不改，面對媒體秀出定情戒指，還宣稱“我的愛情是真的”。 

　　“ ‘真的’，這成了我后來的書名。”劉梓潔看著受騙女子認真的樣子，就想也許這男人是假的，整個事情是假的，但唯一真的是女子的感情。后來劉梓潔根據這個新聞素材，完成了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真的》。 

　　“寫這樣的題材，最難的是真和假之間。我拿到這些現實真實的材料，要怎么再去把它轉化成小說？我覺得最理想的方式或者還是親身采訪與一系列調查。但這么做的時候，我就會開始思考寫作道德的問題——我采訪了受害者、警方還有家屬，我只摘取有意思的部分并把它變形，我有這個權利嗎？” 

　　劉梓潔坦言，她其實沒想過在小說里探討真實，也不是為了打擊犯罪或伸張正義：“小說家更關注的應該是，如果寫了這樣一個小說，能不能被很公允地放在一個小說藝術評價層面進行討論，而不是我寫了一部葬禮題材就是葬禮專家，寫了詐騙題材就是詐騙專家。”在《父后七日》紅了以后，劉梓潔曾收到臺北市民政局寄來的公文，內容是“因為您在殯葬業學有專精，因此請您來擔任臺北市殯儀館的殯葬顧問”。 

　　“我覺得太荒謬了。其實我只是一個寫作者。一個作家努力寫作，不會希望只因為 ‘寫了什么’而被關注，更在于 ‘怎么寫的’?！眲㈣鳚嵳f，“在我的想象里，我帶著真實事件去穿過一個虛構和變形的隧道，經歷一連串冒險之后，出了這個隧道，我希望看到的是未曾想象過的全新景象。”

　　寫小說也是科研

　　和劉梓潔相似的是，上海作家薛舒一寫完非虛構長篇《遠去的人》也“成為”老年癡呆癥方面的專家。2012年，薛舒的父親被確診患了阿爾茨海默病，《遠去的人》記錄了父親患病后的兩年時光。 

　　對于虛構非虛構以及真實這樣一個議題，薛舒認為“真實與否”本來就基于某種主觀定義，本身是人們依據自認為源于真實世界的經驗以及知識來做出判斷和界定?！八晕覀兣袛嗍钦鎸嵉木褪钦鎸嵉膯幔窟@很可疑。真實可能只是一個截面的真實，不是永遠或全面的真實。虛構非虛構和真實是兩個范疇的定義，虛構非虛構可能是一個文學范疇的定義，真實則可能是哲學定義或科學定義?！?nbsp;

　　“《遠去的人》出來后我一直不敢給我媽看，因為里面對親情、人性有很多的質疑。我媽還是在一個遺漏的地方把文章搜出來了，結果她和我說 ‘你把你媽媽寫得很不堪。你寫得不對，那不是我，不真實’。我只能和她說 ‘有點虛構，你不要當真，這是小說’?！?nbsp;

　　“我就在想，人對自己的認識就是對的嗎？就是真實的嗎？因為大部分人，可能到我母親這樣的年紀已經沒有了反省的自覺，她不會想她在別人眼里是什么樣子，也不會考慮她普遍人的人性弱點在她身上也有。其實我寫出的可能是最普遍的人性弱點，但她覺得她沒有?！?nbsp;

　　薛舒說，有的科學家或許對小說不屑一顧，但她認為寫小說也是科研?！拔覀冊诟杏X到一些可能性的時候，我們假設它存在，我們去寫。經過漫長或短暫的時間，或許會出現在我們生命結束后都依然不能被證明的，在未來才出現的真實?！?nbsp;

　　小說寫作是由觀念推動的

　　“這幾年我們經常會討論網絡如何排擠閱讀和純文學的生存空間，我們以前會覺得網絡催生各式各樣的文化產品，這些產品擠壓了原來的閱讀。這兩年的感受是真正的擠壓在時間感里。現在的時間轉速是超乎想象的?！秉S麗群感慨，在新的時間感里，紙本書很占用注意力，而除了時間感加快之外，今天的訊息量也極為龐大，“1980年一份紐約時報承載的信息量是17世紀英國人一生所會接受到的信息量?，F在我們制造的信息量更加龐大了?！?nbsp;

　　“這幾年困擾我的一個問題是，寫作這件事情，尤其寫小說這件事的本質是什么？對于現代人是否還具有必然承擔而且無可回避的意義？”黃麗群坦言，在十年前甚至五年前她都不會覺得這個問題這么迫切，但如今已發現很多比小說效果好上十倍百倍的產物可以滿足人類說故事、聽故事的需求。 

　　她更說到，即便在文學媒介里，小說似乎也不如抒情詩和時事評論更占有一番天地?！笆闱樵姴]有消失，還提供更有效率的審美體驗，短詩句在臺灣的傳播力及影響力可謂卷土重來。而時事評論也應付時間感和超大訊息量所產生的。這個時代是被抒情詩以及實事評論建筑起來的時代?！?nbsp;

　　“馬克·吐溫在一百年前就說過 ‘有時候真實比小說更荒誕’，這些問題不是現在才有，不是有了網絡有了那么快的生活節奏才有，不是我們這一代作家獨有的問題。”上海小說家任曉雯說，她試圖從經典的文學作品中尋找“我應該怎么寫小說”的答案。 

　　《日瓦戈醫生》作者帕斯捷爾納克給了任曉雯很大的啟發?！拔覀儽池摿颂嗟臍v史，有時候你會覺得要寫戰爭寫饑荒，被歷史壓垮了。而帕斯捷爾納克的表述是從一個人及他的死亡來寫故事。他是單個人構成生活，很多人的生活構成時代，很多時代才構成歷史，是反著來的?！?nbsp;

　　“大陸有一種思維模式是要寫一部很厚重的關于歷史的小說，這種表述是有陷阱的。你在時代的俘虜中，身為永恒的人質。”任曉雯說，“很多人喜歡說 ‘寫底層的人’，這其實是很危險的。還有’民族的良心’，民族是一個群體，但良心是個人的。我沒有為底層寫作的資格，我先要把自己變成一個獨立的人?！?nbsp;

　　她還意識到，小說寫作是由觀念推動的，不是由現實推動的。以《包法利夫人》和 《安娜·卡列尼娜》為例，它們講的是相似的現實，但是兩部截然不同的小說。“現實對我的壓迫是 ‘我要寫什么’。我反過來意識到小說寫作不是由現實推動的。由觀念推動的寫作是無窮盡的。當你因觀念推動寫作的時候，一切的歷史、一切的現實會為你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