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整整一天我都在學習中。我過去較少出現在這樣的會議上，但并不是我不研究世華文學，我主要專業在現當代文學和比較文學。我一直認為，世界華文文學就是中國當代文學或者比較文學的一部分。
我覺得世界華文文學大致上有三類，一類像戴小華這樣的華僑文學，她是從臺灣去馬來西亞的，老家在滄州。馬來西亞（包括東南亞）有很多華僑，還有華僑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這樣的華文文學，雖然用華文寫作，但我認為應該屬于馬來西亞文學的一部分。東南亞，像新加坡、馬來西亞等等很多國家是多元文化國家，他們的文學也是多元的，當然他們也有主流文學（比如馬來文學），也有民族文學，華文文學就是其中的組成部分。所以，研究馬華文學要注意到國別的概念，屬于比較文學的范疇。
第二類是臺港文學，也包括澳門，這一大塊地區原本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因為1949年大陸和臺灣分成兩個地區，有很多作家從臺灣去了國外，也有的在臺灣出生，或者是臺灣的第二代、第三代，本來就是客家的、閩南的，或者臺灣原住民，這是非常特殊的形成。從大的政治背景下，海峽兩岸都是中國一部分，其實里面有很多具體的問題，包括語言、制度等等，我們研究中國文學一定要研究這一塊，不能不研究臺灣文學。更有一些輿論說中國大陸不屬于世界華文的范疇，中國的概念和臺灣的概念，變成了兩個領域，現在一些人為劃分的學科就會發生這些傾向性問題。在我看來，香港澳門不用說，臺灣文學也是屬于中國文學的一部分，我講現代中國文學史，是從1895年開始講起，甲午戰爭以后，中國分成兩類地區，一類是半殖民半封建的文學，還有一類殖民地的文學，包括香港、臺灣，包括后來的偽滿洲國等等，中國文學一直在是殖民地文學和半殖民地文學雙重變奏中形成的，殖民地的臺灣文學當然是中國的文學一部分。沒有理由獨立出去變成“世界華文文學”的一部分。
第三類，與今天在座的大部分作家有關。像張翎、王琰、施瑋、盧新華都是復旦的學生，不能因為他們出國了就算作外國作家了，國籍有那么重要嗎？我認為新移民文學就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中國一部分作家由于各種原因出國了，現在全球化了，但從文化和語言意義上看，他們的創作仍然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一部分，就像當年郁達夫、郭沫若他們的創作一樣。我在做研究的時候，我故意回避了“世界華文文學”這個概念。
徐學清教授是我的同班同學，不久前與我有過一次討論。她的觀點是，張翎陳河都屬于加拿大作家，她在加拿大約克大學開課，就是講加拿大的華語文學。我覺得張翎、陳河將來的國際地位高了，加拿大的學界會慢慢接受像張翎陳河這樣的華裔文學，我一點不反對。如果加拿大文學史上把張翎陳河寫進去，這是好事，但問題是今天的加拿大文學史不會寫張翎陳河，即便會，也不會像中國大陸學界對張翎陳河有那么深的理解，他們都是華語作家，作品主要讀者都是中國人，能夠指望加拿大的讀者那么理解他們嗎？加拿大的文學工作者，主要研究英語和法語作家，當他考察一個中國作家，而且使用華語來寫作的，我想在加拿大不會受到那么深刻的重視和理解，我是這樣看的，張翎陳河當然是中國作家，嚴歌苓當然是中國作家，所以我在文學史上會寫嚴歌苓和張翎的章節。我們不關心他們，誰來關心他們？
所以在今天，世界華文文學這樣一個概念，作為一種文學現象當然可以存在的，就像以前有人提出離散文學、移民文學、留學生文學，等等，都是可以用來概括的。但作為一個學科是不合適的。我就是從中國當代文學的立場來研究這些海外作家、臺灣作家和港澳作家的，我的評價也沒什么特殊，我覺得張翎、嚴歌苓的小說就是應該放在莫言、王安憶、賈平凹等人的文學創作的水平線上進行考量和評價，沒有什么好特殊的。這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不應該有另外一種標準去衡量；但是從另一方面看，華人作家走向世界畢竟構成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也是當代文學非常重要的現象，而且不是一個人、兩個人，是一大批人。這是中國當代文學在全球化背景是成為世界性因素的一個重要現象。
在這個前提下我們來看海外作家，他們給中國當代文學提供了什么？增加了什么？我覺得這樣的研討就非常有意義。我特別喜歡剛才陳瑞琳的發言，一開始她講張翎那段講得非常好。我覺得有這樣一個優秀的、高水準的評論家，這是海外作家的福氣。她能在這樣那樣的不同環境中，對海外作家的創作做出整體的推介非常了不起。國內沒有這樣的條件，國內學者要研究一兩個海外作家可能比較可行，要整體把握，確實有困難。首先資料收集就有困難，現在很多資料都是靠作家自己送的，很多東西就不能系統來把握。當然我們也有責任配合陳瑞琳他們多做點這樣的工作。比如像今天的會議，這是很好的嘗試。
在海外的作家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當代文學現在已經走到一個瓶頸上，這個瓶頸非常明顯。為什么？因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主流，是從“五四”開始的新文學運動，這是一個人為發起的文學運動，為什么這么說呢？所謂文學，從古到今都是愛好文學的人用文字寫下來的，愛好文學的人不一定有什么使命，只是出于一種愛好，用各種形式來取悅于大家，也表達自己的感情。文學史上大多數文學創作，要么出于個人興趣愛好，要么出于個人對世界的思考，要么為了賣錢編故事，無非都是這樣的。它是一個自然而然產生的精神現象，是一種自然的文學。
到了宋元明清，逐漸有了市場，有了說書人講故事，有了市井文學。文學一直是隨著時代發展而發生變化的。但是到了20世紀以后就不一樣了。“五四”時期中國已經被納入到世界的格局里去了，這以后的文學，不再是一個自生自滅、隨著生活的發展而發展的自然過程，它是一下子看到自己和世界的差距了。這個時候，知識分子以西方為榜樣，要向西方學習，把西方的托爾斯泰、歌德、雨果都搬過來了，模仿他們創作出一種文學，這個文學不是自然而然產生的，它是在一個巨大的力量推動下產生的文學運動，這種文學充滿才氣也充滿戾氣，充滿對社會的控訴和批判，成為一種知識分子啟蒙的思想武器。
這條路，培養了至少五代到六代的作家，一直到新世紀，我認為我們這一代人，已經把“五四”新文學推到一個極致了，1990年代開始就有人說我們現在的文學被邊緣化了，越來越差了。而我覺得現在的文學總體上肯定要比“五四”初期的文學優秀。但是它有一個傳統延續發展到今天，就是我們這代人，基本上都帶著巨大的觀念去寫作，我們要通過文學去改造社會，要表達人性，是帶著觀念層面的東西來從事寫作的。
但是，新世紀以后中國文學就不是這樣了。新世紀以后的生活變化之大，是我們以前無法想象的。為什么？因為有了網絡，有了新媒體，大量的人都參與到文學中來，今天的文學活動不是少數人，不是我們幾個人坐在這里談文學談出來的，而是網絡上千百萬的人，人人都可以談，人人都可以寫，人人都可以變成作家。這種狀況下，大量的文學創作又還原到傳統的、隨著生活發展而變化發展的自然的狀態。
這是兩種不一樣的文學觀念，是有沖突的。記得我擔任復旦中文系系主任的時候，系里有位老先生特地把我叫到他家里去，對我說：你做了系主任，我有一件事情要提醒你，金庸現在到處在大學里兼職，在浙江大學、北京大學都是兼職教授，你千萬要守住陣地，不能讓武俠小說進入到大學課堂。”其實金庸的影響，他文學的地位，大家都明白，但是學院里還守著傳統觀念，就是必須按照我們的觀念做的文學才是文學，其他都不是文學。但現在這個觀念已經不攻自破了，80后、90后的作家都去寫類型小說了。現在的文學觀念發生變化了。
在這樣一個情況下，我覺得中國的純文學，我們認為的主流文學，這幾年發生的變化、分化非常之大。我們以前的方法已經失效了，我們的文學面臨一個非常復雜的狀況。我們原來的很多規范都已經失效了，新的能夠辨證解讀文學的理論都跟不上。21世紀未來文學要怎樣發展，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如果走得好，可能會產生非常好的新的文學，如果走得不好呢也可能變得非常混亂。這就是我說的現在遇到的瓶頸。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海外文學出現了一個奇跡。
在今天，大陸第一代出國的人大概苦日子已經過去了，因為總歸有一段時間要付出代價，在外面掙扎生存，所以很長一段時間，看不到海外作家產生的效應。但是現在就不同了。現在如果討論中國最重要的作家，我肯定會提到一些海外華人作家，因為在我的認知里，憑借這一代海外華人作家的實力，我們中國文學的空間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擴大，在全球都有影響，我們華文文學流轉的空間擴大了，這是我們今天重視海外作家的原因。
那么，我們再來看海外作家對我們提供了什么？我這方面經驗有限，我只是站在個人的有限的閱讀來考量。首先，中國作家在海外從事創作，不是從現在開始的，它是“五四”新文學的組成部分，在郭沫若、郁達夫、老舍、巴金、王獨清、李金髪、徐志摩等人的作品里都可以看到。但是這些文學雛型后來沒有進一步發展，反而衰落了，而且，即使在“五四”時期的海外題材的文學作品里，作家所刻畫的中國人的精神面貌，也是很萎縮很痛苦的。與今天海外文學中的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完全不一樣。剛才看到周勵那么激動地說話，我就想明白了，原來她這個個性跟她的文字是一樣的，就是說周勵這么坦率的人，就是會產生這么有精氣神的文字。海外中國那么一大批人，他們憑什么要出國？憑什么這么掙扎要到國外去？到國外去憑什么要寫作？這些都是不可思議的。去海外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有一股巨大的欲望，有的想發財，有的想謀生，有的想改變自己的命運，有的為了過更好的日子，所有的人都有一個巨大欲望，這個欲望是人的生存的天賦權利，因為中國當時太窮，大家都想沖出去。另外，這還不僅僅是一個物質問題，還有一個精神層面的問題。因為當時中國的禁錮很多，國外至少在精神上有一個相對來說比較自由的空間，所以大批的知識分子，大批的年輕人，寧愿從打工開始，從最艱苦的工作開始，也要改變一個活法，讓自己來掌握自己的命運，這是一個大的精神解放，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巨大成果。
有些作家原本在國內離功成名就一步之遙了，但是他寧愿把這些名利地位都拋棄，換一種活法，他們有的先去下海經商，后來又把國內事業拋棄，出國打拼去了。這樣人生的幾次大轉變，不是說一定就會成功，但是他是在努力地找尋自己--不靠組織安排、不靠領導分配，就是靠自己努力來掌握自己命運。這一股精神力量，源自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能夠這么往上走，能夠形成一個巨大的體量，靠的就是這個精神力量。
這樣一大批人到了國外，這股精神力量就促成海外華人巨大的成功，不是說過上好日子才是成功，至少在精神上，應該獲得一個與我們不一樣的層面--解放的層面，自由的層面。認識到這一點，我覺得非常重要，在周勵的《曼哈頓的中國女人》，在那個1990年代初，就體現出來了，那就是“我成功了”的喜悅與驕傲，我就要成為曼哈頓的中國女人，我就是一股精神，我趕著往上走。周勵在她的作品里表達了一個新的形象：中國人不再是一個哭哭啼啼受欺侮受委屈的形象了，“我”就是敢發財，就是敢追求名利，追求事業，“我”什么都敢，“我”就是了不起，她表達的就是這么一股精神，這是改變中國人形象很重要的一個方面，這是我說的第一點。
另外還有一種中國形象。我要講到嚴歌苓，我為什么喜歡她的小說，前面有位發言者已經把我的意思都說了，但是他的表達跟我的表達不一樣，他說嚴歌苓是同情弱者，她是比較喜歡弱者，但我認為她筆下的弱者，心里有大海，雖然是弱者但心胸非常寬闊。這是最重要的一點，她寫的那個妓女扶桑，一個被人欺負得什么都不是的人，像一塊抹布，臟得不能再臟，破破爛爛，可是她顯示了這種人性的莊嚴和偉大，她的偉大是你不可以征服她，你沒辦法征服她，嚴歌苓與周勵是完全相反，她寫的人物，就是中國人在世界各國被蹂躪、被欺負的形象，但是她有時很堅強，為什么？她沒有被搞死，沒有被趕回去，就成為這個地方的一個存在。我覺得嚴歌苓寫這個女性，一個被損害的女性，她會寫得那么好，她其實不是表達軟弱，是表達我們民族的偉大。也許這個偉大很可能會被東方主義者所利用，我當時也跟她討論過這個事，她把我們民族落后、軟弱的一部分展示出來，但是恰恰是在這個關鍵點上，她寫了中國民族性是不可以改變的，也不需要西方來拯救，也不需要西方來同情，我們就是這樣存在下來的。
我覺得這種觀念，包括她后來寫國內題材的作品，像《第九個寡婦》《小姨多鶴》等，也是這樣寫的，這一種東西在過去的海外文學里是很少看到的，許地山的小說里寫過一點，但不是多見。這是中國海外文學當中最精彩的題材。
其次，今天的海外華文文學繼承、強化了中國文學的批判精神。“五四”新文學傳統中，核心力量是批判的力量，從魯迅開始，就是對中國社會的落后、顢頇、專制、愚昧進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如果我們抽掉了文學中的批判因素，那么就喪失了新文學的精神，與那些通俗小說、類型小說差不多了。因此新文學必須有一種力量能夠觸動當下，讓讀者認識當下，用文學來表達我們當下存在什么問題，我們必須要通過批判來推動社會進步，這個是文學的使命。
如果說，只要“五四”新文學傳統還存在，批判精神就是不可改變。但是現在國內的文學創作中，現實主義的批判功能被嚴重弱化了。我們可以看一下，新世紀已經十多年過去了。產生過那么多的文學作品，但是真正描寫現實當下的社會生活，尤其是批判性的描寫，非常少。余華寫了《兄弟》算是一部有力量的作品，可是《兄弟》出版時，反而遭來國內批評界一片罵聲，這么深刻地批判現實問題的作品，我們評論家難道看不見？都看不見？
像魯迅先生說的，要敢于直面慘淡人生的文學，我反而在海外作家的創作里看到了。可能是在海外的作家沒有在中國國內近20年來的社會經歷，他們還是保持了對文學的童真，他們還是沉醉在文學干預社會、批判現實的文學觀念里，他們就是這樣想的，所以盧新華的小說，非常直面人生，像《紫禁女》《傷魂》寫的就是中國史。他在大的立意象征里面有很多刻畫，表達了對中國現實的敏銳性和批判性。
我舉個例子，《傷魂》里他寫了一個人物幻想自己做皇帝，欲望野心越來越膨脹，后來犯事了，為了逃避懲罰，就裝瘋賣傻，變成一個瘋子滿地爬。我開始讀的時候還以為這個人物真的瘋了，但其實他沒瘋，他是為了躲避法律追究而裝瘋。這樣兩個極端的意象，一個野心勃勃的真瘋子，一個是喪家犬似的假瘋子，就這么聯系在一起了。盧新華的尖銳性，就是看到中國被這塊封建流毒滲透了的土地上，什么樣的怪現象都會出現的。他寫了一個小的現象，卻成就了一個大的隱喻。他還是保持了1980年代的啟蒙思想。這樣的寫作，海外作家中較為突出的還是嚴歌苓，像《陸犯焉識》《第九個寡婦》等等，有些內容是大陸作家沒人寫的。他們把中國的問題往深刻里走了一大步。
第三，出現了大量的新題材、新經驗。比如說張翎的《金山》，非常好的一部作品，對華僑歷史的闡述，是一個史詩性的東西，我們過去沒有。嚴歌苓的《扶桑》寫到一部分，稍微寫到移民生活，就跳過去了。而張翎則完整地寫出來了，這部小說在文學史上毫無疑問是有地位的。
這次看戴小華的作品，也是有這樣的感受。她寫就是“離散”史。與齊邦媛的《巨流河》相似類型。她寫了家庭的離散命運，寫了她媽媽去世的時候，爸爸也不在身邊，不知道他在中國大陸的哪一個地方。直到過了一段時間以后，她突然接到父親的電話，他在海南島旅游。她這樣寫，把人與人的天涯海角似的關系都寫出來了，給我一個很大的沖擊。因為是真實的歷史，因為是發生在她自己親人身上的事情，就讓讀者更相信這樣的故事。過去大陸寫作者的經驗里往往沒有臺灣部分，而臺灣一般也是排斥大陸的，而戴小華跳出了海峽意識，這是特有的經驗。這個經驗是非常新鮮的，是我們過去沒有的。
有不少海外華文作家都是在1980年代改革開放剛開始的時候出國的，充滿了理想，對文學、國家、歷史的看法都比較純粹。剛才有作家發言時說到施瑋的靈性文學，我很感興趣，相信你們會寫出一批深刻的，我們過去文學史上所缺乏的新作品。這是我們研究當代文學不能忽視的一塊領域。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