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3月06日16:09 來源：《文學報》 作者：張瀅瑩 點擊: 次
病痛：“我活著，仿佛也成為一種必須，一種責任”
1936年，王志沖出生在上海繁華的法華浜附近一幢二層樓房內。生母產后辭世，使得本來應被視為珍寶的兒子被視作“命硬克母”的克星，家中人唯恐避之不及。從小便與養母相依為命的他卻并沒有因為被親人遺棄而變得孤僻內向，回憶起的童年也與他人別無二致：“抽陀螺、打彈子”，雖然打得不好，常被小伙伴嘲笑，好歹也是一樁趣事。而他最愛的，則是吹吹口琴，抱膝坐在窗臺看藍天白云，對外面的世界遐想連篇，并把腦子里的奇思妙想用紙筆記錄下來。
雖然眼見著自己靈感一現涂寫的寓言詩發表在《青年報》上成為油墨文字而無限喜悅，并心懷滿腔關于文學的種種理想，但當時的王志沖并不知道，自己面對的將是一條崎嶇至極的漫漫長路。
初中時，14歲的王志沖的膝蓋逐漸出現酸痛癥狀，他由籃球場上奔跑馳騁的球員，變成了場邊幫同學看管物品的觀眾，漸漸連體育課也無法參加。對自己的身體狀況并不知情的王志沖向母親隱瞞了病情，仍是做功課、吹口琴、躺在床上看小說，直到一次在課堂上突然無法起身，只能叫了三輪車急急地回家。
之后的兩年，是痛苦和不堪回首的回憶———四處問診、打“金針”、求購“特效藥”，甚至在家“請仙”，都沒能讓王志沖的病情得到根本緩解，輕時能下床緩緩挪動幾步，重時則完全無法動彈。疼痛、發燒接踵而至，病發的時候，他經常是在不甚清醒的狀態中度過，似醒非醒地僵臥、雙腿斷續抽搐，牙關緊咬，接近虛脫。情況稍好時，病臥在單人鐵床上的他把周圍端詳了一遍又一遍：房間窄小逼仄，小窗外側的矮柜上有個圓拱形狀的木質舊式收音機，咖啡色漆面早已斑斑駁駁，捏住旋鈕輕輕轉動就流淌出各種聲音……因為身體僵直無法轉頭，手邊的一枚小圓鏡是他觀察外界的主要工具：“舉到小床和窗戶之間，鏡面朝下擺好特定的角度，眼珠緩緩轉動，從小圓鏡里影影綽綽地窺視窗外法華街上歪斜晃動的景物……”
直到老伯伯歷盡艱辛把他從樓上背下，放上三輪車，到醫院拍了X 光片，王志沖才第一次確切地了解自己的病情：雙膝關節錯位，嚴重發炎后徹底變形，周圍肌肉極度萎縮，髖關節也變形僵硬，無法掰動。醫生無情地給他下了判決書：類風濕性關節炎，無法有效阻止病勢。
與許多在青少年時期迎來新中國誕生的孩子一樣，王志沖的心里充滿了對這個嶄新時代的夢想———不僅是歡呼、鼓舞和期待，更是一種躍躍欲試、希望能以一己之力為新生的祖國添磚加瓦的激情。“我感到自己日益成熟……回報媽媽的養育之恩是我的夙愿，而更令人振奮的理想之根也已在心田深深扎下。我要完成學業，以實實在在的知識和才能為人民服務……”他在心里默念的這種種，在病魔面前成了不堪一擊的空想。
想過輕生么？每當有人婉轉地問及這個問題時，王志沖總會回想起當年的種種———一邊是痛苦不堪、生活難以自理的自己，一邊是一直懷抱希望，終日悉心照料他的母親和鄰里們不是家人、勝似家人的關懷令他無暇考慮生死，即使一時悲觀，很快會被百倍于之的強烈求生欲望壓倒：“我活著，盡管是如此無望無益又無味地活著，仿佛也成為一種必須，一種責任。”
自學：“總體艱辛困苦，偶爾輕松愉快”
早先病臥在床的那幾年間，曾有許多人來看過王志沖：同學、老師、友人。他最清晰的記憶和印象中的人生轉折點，則來自母校圖書館一位姓湯的老師。他至今仍清楚地記得湯老師走進屋子的樣子———手中裝滿書的沉甸甸網線袋，以及勸誡他的話：“病也罷，殘也罷，既來之，則安之，用不著憂心忡忡。目前大概可以稱為靜止期，何不多看看書，多聽聽廣播節目，多活動活動手臂手指？”湯老師留下的書中，一本特意挑選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令王志沖讀得廢寢忘食，并喚起了他對于人生的重新思考———病已如此，我又想好好地活下去，怎么活？人生目標又在哪？
先是鍛煉身體，從一蹶不振中自我拯救：練習側身、練習起坐，學著用雙手支撐著在背后撐起上身。因為身體僵直，抬身后腿只能勉力夠著地板，形成一個近似于半躺半坐的姿勢，然后一點點把身后的棉被疊墊在背后作為支撐。這個對普通人來說尋常、輕松的動作需要耗費王志沖大量時間和體力，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無法保持多久的姿勢，他也已經滿足：“好歹可以搬張桌子到床前，看上去像端端正正坐在桌后一樣。”
更多的時候，他仰天躺在床上雙手舉著書本看書，幾分鐘就因為手酸而歇上一會兒，然后繼續翻讀。在這樣的環境中，電臺成為他與外界世界交流的最主要渠道。“就這么捏著旋鈕轉啊轉，在評彈、曲藝之間，突然聽到了講外語的節目。”他所說的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曾在電臺持續播出的“上海俄語廣播學校”———一架老舊收音機、幾本俄語教學課本、幾冊練習簿，王志沖開始了臥床自學俄語的日子。收音機太老，音質太差，很難聽清發音，他就一天聽三遍，無數次地溫習、辨識，邊念邊寫。學習中碰到無法理解的問題，就向電臺寫信去問，沒想到學校老師每信必復，極強鼓舞了他的學習自信。
這個學習的過程，在樂觀的他看來， “總體艱辛困苦，偶爾輕松愉快”。寒冬臘月，把雙手反套在棉襖袖子里看書寫字，凍得十指和胳膊冰冷；盛夏酷暑，又熱得一身大汗，赤膊躺在草席上做習題，一本厚厚的俄華辭典硬是被汗水浸爛了一角。練習的間隙，他還用一些自創姿勢鍛煉身體，從剛開始一天至多只能支撐四、五個小時，慢慢地將學習時間延長至十多個小時。
就這樣，兩年后，經過考試，王志沖拿到了結業證書，完成了邁上翻譯之路的第一步。
跟著廣播學校自學的兩年，是王志沖最艱苦、卻也最踏實的兩年———那是他病臥在床之后第一次有了明確的奮斗目標，然而在領到結業證書后，他卻迷惘了：“接下來該怎么辦？”對俄語學習來說，短短兩年遠遠不夠，試圖以自學的成果來嘗試文學翻譯，更是難上加難。“翻譯不單是詞匯，句法的疊加，而是文學限度上的再創作，我在這方面可以說一竅不通。比如外文作品中多長句，但在翻譯中，怎樣變成適合中文結構和閱讀習慣的文句，如何表達得更加合乎情理，對當時的我來說都是陌生的。”為了彌補這一點，王志沖開始大量閱讀名家如草嬰、任溶溶等人翻譯的外國文學作品，并與原文對照，體會遣辭用句中的細微差別，從中揣摩適合自己的翻譯方式，并逐漸嘗試寫一些文學篇章。對他而言，這才是徹底、真正的自學。
然而，首本譯作問世后， “文革”的爆發使王志沖不得不中斷了翻譯事業，曾經零星寄出的譯作也因為出版社倒閉等情況而再尋不到蹤跡，許多心血就此付諸東流。不能翻譯，總還能依靠自己謀生吧？為社會做貢獻的愿望一直支撐著他，直到一天上門來查看的某單位人事干部面對他拋出了這樣一句尖銳的質疑：一分錢掉在地上，你能撿起來么？當時的王志沖如遭雷擊：是啊，被困在這樣一副軀殼里，我還能做些什么呢？
所幸的是，因為王志沖家并未在“文革”中遭受太多沖擊，他也被分派到了較穩定的工作：先是在新華街道生產聯管組“打算盤”，每天搖著自己的手搖車去上班，后來又被調往文化站寫一些評彈、話劇和相聲本子。多虧早年廣播節目沒少聽，王志沖對這份工作可以說得心應手、駕輕就熟。就這樣，從1966年到1985年，王志沖以財務和文化站工作人員的身份度過了本該屬于文學翻譯和創作的近二十年最寶貴時光。但即使在精力和條件都有限的情況下，他仍堅持每晚閱讀俄文、勤練筆頭，充滿了對未來生活的憧憬。
創作：“某種程度而言，也是一種自我寬慰的方式”
重新開始翻譯事業后，1987年，王志沖在上海圖書館發現了數本充滿想象力和童真的兒童科幻小說，講述一個小姑娘在世界各地甚至外星球的各種冒險之旅。驚喜之余，他忍不住給作者寫去了信件，并很快有了回音。
就這樣，借由后來被翻譯為愛冒險的小姑娘“阿麗薩系列”的作品，王志沖與原著作者、俄國作家季爾·布雷喬夫結下了深厚友誼。在長達十多年的時間里，他一直同布雷喬夫保持著書信往來，從翻譯問題、文學寫作到生活細節無所不談。布雷喬夫樂觀、開朗、助人為樂的性格和筆下阿麗薩的天真可愛、勇往直前給王志沖帶來了無限快樂：“這個人物形象多是在偶然、意外的情況下以兒童思維解決問題，比如碰巧幫助了一些人，碰巧拯救了一個星球，讓我這個難以出門的人跟著神游宇宙，和她一樣快樂無憂無慮。”
為什么選擇兒童文學作為翻譯對象？王志沖樂呵呵地開玩笑：“以為兒童文學容易翻唄！”隨即又糾正：“那真是我的誤解，很久以后我才慢慢體悟到，兒童文學翻譯非但不容易，還很重要。好的兒童文學不會在寫作上作假、‘裝腔’，翻譯也要對應匹配才行。”
翻譯兒童文學作品之外，王志沖心頭所縈繞不去的，是有著傳統文化精髓和各種奇思妙想的民間故事，《四游記》即是其中他最得意的作品之一。為了重新創作《四游記》，他讀了幾百萬字關于民間文學的作品和資料：“我們只熟識《西游記》，其實《四游記》里各有各的趣味，各有各的精彩，無論從哪個方面看，都是中國傳統神話故事中的瑰寶。”對他而言，古典神話故事意味著的不僅是對敘事傳統、語言傳統的承襲，更是身處斗室卻以思想遨游萬里的方式———“在故事性上，即使是神魔故事，也與現實有著很緊密的聯系，折射著世上萬象。有時一閉眼，我就身處在自己寫的那個世界，來去自由，好不得意———有時候又覺得自己就是筆下的神仙，什么都是我說了算。某種程度而言，這也是一種自我寬慰的方式吧。”
1997年，王志沖開始著手翻譯新版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雖然之前曾譯過少年版，但當完整面對曾影響自己一生的作品時，他仍然難抑激動心情。因為住所窄小，會客廳也是臥室，寫字桌更是小小一張，上面架著帶斜度的特殊木桌板供王志沖“伏案”寫作，許多章節，他都是邊譯邊思考，妻子鄭懿則坐在他對面，幫他將龍飛鳳舞的字跡謄清成稿。
因為坐姿僵直，即使是已經改造過的特制椅子，王志沖也無法堅持太久，寫寫躺躺，休息一會兒再起來寫一段。這段經歷，他至今記憶猶新：“一大一小兩張桌子，我倆對坐，有時認真寫作，有時想到過去，有時相顧無言，有時感慨落淚。”三十余萬字的譯稿，就在這樣的條件下慢慢寫就。這樣的經歷，在王志沖和妻子之間經常上演，并是他視作珍寶的美好回憶：“有人說我的寫作一半是鄭懿的功勞，其實何止一半，起碼三分之二是她的功勞，沒有她，不會有我一部部接踵而至的作品。”
每每有人前來探望，他總是希望能從對方那里得到多一點關于外界的信息。“我初中都沒畢業，所以我把每個來看我的編輯都當作老師。打心底來說，他們比我去過的地方多、見識廣，每次我都能從與他們的交談里學到新東西，對我來說這就滿足了。”
人生：“碌碌無為最可怕”
王志沖的謙遜，也使得他面對艱難的人生總有著幾分從容氣度。在生活中，他有句“非名言”：以簡單對復雜。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譯就之后，責編根據規范譯名將作品中人們熟知的保爾·柯察金改成了帕維爾·科爾恰金，未想遭到許多讀者的議論，認為這樣的譯法有傷原著影響力，身為譯者的王志沖也一度被卷入爭議。面對這樣的事件，他選擇沉默：“有人提出異議時，我的習慣是往自己身上攬。很多事情其實無關原則，讓一讓，總會過去的。拿上海話來說，碰到‘疙疙瘩瘩’的事情，我躲著走就是了。”這樣的心態，伴隨他走過了漫長的六十多年，而他只是淡淡地說：“不這樣，還能怎么樣呢，心態不好的話，這些年是過不來的。”
對如今80歲的王志沖而言，榮譽、名聲從來就不是他追求之物。在被稱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譯者時，他再三聲明：“既不是最早的譯者，也不是唯一的譯者，這點切記勿忘。我只是眾多被奧斯特洛夫斯基的精神所感動，并試著用自己的筆把他介紹給更多讀者的人之一。”
2010年底，他翻譯的長達80萬字的 《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書信集》問世。這是迄今為止收集奧斯特洛夫斯基書信最全的作品，共收入跨度長達22年的書信636通，絕大部分系首次翻譯，不僅對奧斯特洛夫斯基的生活和創作過程進行了記錄，更清晰地勾勒了他身為獨立個人、逐漸成熟和深化的思想軌跡，也可謂是當時蘇聯社會狀況的寫實鏡像。
為了翻譯這部作品，王志沖花去了千余個日日夜夜———在案前爭分奪秒地寫作，實在疼痛難忍、支撐不住時慢慢挪回床上休整片刻、查閱資料，待身體舒服些，再起來繼續奮筆疾書……在該書出版后，他隨即開始了 《奧斯特洛夫斯基傳》的寫作，卻又因為身體原因數次入院治療，不得不擱筆靜養。一寫又是兩年多。近期這部20余萬字的作品剛剛交稿，有望在年內出版。如今對他而言，時間早已不像過去那樣能簡單分為上午、下午和晚上，只能依身體情況而定，老伴身體也不好，經常需要女兒過來照料。他有著許多想寫而未寫的念頭，只是不愿說，也不知道是否還有余力去達成：“老弱病殘，我曾占老、病和殘，如今也嘗到了弱的滋味，有許多寫作計劃心雖向往，但也只能量力而為了。”
盡管如此，被問及困難時刻時，他所想的卻是那些和翻譯相關的事：“即使是翻譯，藝術性和故事性也時刻要注重，在語言上節制，盡量不用佶屈聱牙的文字，風格也要隨著所譯作品而變化，這一點上要做大量嘗試。”“寫奧斯特洛夫斯基，必須要了解他所處時代那種共青團式的昂揚文體，這是當時時代的一部分，也是我親歷和親身感慨的一部分，在翻譯時必須考慮進去。”“他本人被稱為‘英雄’，但反過來說也是重殘之人，也需要別人的幫助，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撐，他去哪尋找？包括高爾基在內的許多前蘇聯的作家賦予了他力量，這些作品，同樣賦予了我力量。”……
“有時我也想，他所處的年代和如今隔了一個世紀，他秉持的理想也早不是當初那種簡單、單純的理想，現在的年輕人還要讀奧斯特洛夫斯基嗎？”王志沖看著窗外，緩緩地說，“但我總覺得他所經歷的和表達的，是一種穿越時代仍有意義的東西，是一種在如今時代我們所缺乏的共同信念。‘人最寶貴的是生命’，一場暴病、一場意外橫禍，都有可能使生命終止，碌碌無為最可怕，人啊，還要抓緊時間生活啊。”
記者手記
冬季雨后，上海愚園路濕漉漉的街道上，濃郁的生活氣息在空氣中散逸———這里是上海城區中繁華而落寞的街區，許多人世代在這里居住，附近醫院、菜場、軌道交通一應俱全，因為生活太過便利，即使房屋老舊也不舍得搬離。大白菜7毛8分一斤，西紅柿10塊錢三斤，鐵棍山藥8塊一斤……這些在街頭蔬果店鋪隨意擺放的價格，也是周圍居民關注的對象：什么菜上市了，什么菜便宜了，三言兩語交談之下，瑣碎生活就有了豐富意味。而這一切，居住在這里已經多年的翻譯家王志沖很少親見，尤其是近幾年，因為身體原因幾乎足不出戶的他只能借與妻女和來訪者的交談，勾勒他所身處的周遭。對王志沖而言，絕大部分的世界他無法親見，卻也正因為如此，他的世界不被現實所束縛，擁有無限寬廣的疆域。
初中時，因膝蓋患病，并發展成強直性脊椎炎而幾乎無法下地，王志沖開始了臥床生涯，僅能依靠特制的手搖車短距離出行，而這一躺就是六十多年。在確證病情并得知無法逆轉后，一位師長送來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為身處情緒低谷的他帶來了一線陽光。從在病榻上自學俄語，到嘗試翻譯兒童科幻作品，嘗試民間文學的寫作，繼而翻譯新版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以及與原作者奧斯特洛夫斯基相關的一系列作品 《活生生的保爾·柯察金》、《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書信集》、新近完稿的《奧斯特洛夫斯基傳》（暫定名），王志沖的一生，在精神上與這位素未蒙面的前蘇聯作家緊緊相連。
因為無法長時間端坐（所謂端坐，也只是依靠特制的椅子勉強支撐他僵直、接近站姿的身體），每次記者前往他家時，他希望在約定時間之外“能提前一會兒打電話給他”，好讓他提前休息完之后從床上起身，坐在書桌前接待訪客，這是他對來訪者一視同仁的禮節。時間并不長的交談中，他語調平緩，溫文爾雅，反而是記者略感不好意思，數次勸他休息，他總說，沒事，我心里有數，再聊會，坐不動自然會去躺的。
在數次談及在研究奧斯特洛夫斯基生平時發現的一些小細節，王志沖尤其興致勃勃：“他常寫信鼓勵朋友，也會抱怨朋友回信不及時，畢竟那是他借以了解世界的一種方式……”“即使寫作藝術高超，但如果基調灰暗，他不會喜歡，他需要的是精神力量的支撐……”“在面對需要幫助的人時，他充滿了悲憫情懷，即使他自己的境遇其實遠不如人家，這是身為作家所必須的……”
盡管王志沖不愿意和奧斯特洛夫斯基相提并論，認為自己只是個小人物，在面對外界稱他為“譯界的保爾·柯察金”的贊譽時也只是一笑而過。不可否認的是，在人生最低谷的時候，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存在為他打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而他臥床六十多年筆耕不輟、迄今成就數百萬字翻譯和文學創作作品的經歷，又深深打動了許許多多與他未曾謀面的陌生人，他以文學為名點亮的火把，在寒夜里為無數人燃起了生活的希望，其實，這已經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