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9月04日10:13 來源：未知 作者：研究室 點擊: 次
1978年春季的一天，陳思和走進復旦大學報到，望著毛體字題寫的校名，若有所思。多年之后，他寫下了“癲張狂素新毛體，名校龍蛇溯遠長”（《七十自詠·復旦大學》）的詩句。當陳思和舉步邁入“龍蛇遠長”的復旦學術傳統之際，嶄新的事業畫卷正漸次展開。那一年，他二十四歲。
一
校園的思想解放運動，給了陳思和脫胎換骨的影響。尤其是有幸遇到賈植芳先生，結下終生的師生緣。在賈先生指導下，他與同學李輝一起研讀巴金著作，合作撰寫的第一篇論文《怎樣認識巴金早期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刊發于《文學評論》1980年第3期，成為“學術道路的開始”（陳思和：《三十年治學生活回顧》）。陳思和選擇巴金作為研究對象和起點，其實還有非常個人化的緣由：父親曾是巴金作品的忠實讀者，當年夜深人靜之際，一杯酒，一支煙，在昏黃燈光下向年幼的陳思和講述《激流》的故事、《霧》《雨》《電》的故事、《寒夜》的故事，父親傷感的語調在他心田中播下了最初的巴金形象。此后又在“文革”中閱讀《憩園》，現實中泛濫成災的暴力事件與小說里的溫馨故事背道而馳，陳思和內心遭受巨大沖擊，小說人物楊夢癡的形象揮之不去，“每天黃昏的時候，太陽斜斜地照過來，樹的影子慢慢地長下去，我就呆呆地朝著樹底下看，仿佛眼前就會轉出這么個人來——我腦子里想，這個人是灰白的長頭發，胡子很臟，穿一件綢的藍布大褂，是個很瘦的老乞丐。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老是覺得看見過這么一個人，腦子里老是出現這樣的形象。然后我就想，如果他出現了，我就會像書中的孩子一樣給他什么東西。其實生活里從來沒有過這么一個落日、黃昏、老人的衰敗的形象，但是這個故事卻讓我激發了全部內在的同情心，激發了人性中的善良的道德力量，幫助我辨別當年的形勢和以后的人生道路”（陳思和：《文本細讀的意義和方法》）。陳思和日后經常以這段特殊時期的閱讀經歷來說明文學、人文精神的魅力以及對人潛移默化的影響。在其巴金研究的重要成果《人格的發展——巴金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里，史料的鋪排與考訂之外，更有作者與傳主間的精神對話；巴金之于陳思和，不僅是客觀的研究對象，更是知識分子人格與實踐精神的垂范。
陳思和從巴金、胡風等傳記研究進入以魯迅為核心、以現代知識分子人文精神和實踐道路為關懷的新文學傳統的研究，其文學史研究方面的治學路徑大致是：巴金研究—中國新文學整體觀—重寫文學史的倡導—文學史理論創新—文學史寫作實踐。繼巴金研究之后，以“整體觀”為核心和方法論的第二個研究系列起步，成果結集為《中國新文學整體觀》（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這是陳思和代表性的學術著作。“整體觀”的旨趣與方法是將新鮮的創作現象與文學史的解釋結合起來，構成互動與對話：中國新文學史是一個開放型的整體，唯其開放，所以跟隨著日新月異的文學實踐而不斷發展和自新，現場中出現的任何新變現象需被置于文學史的框架中考鏡源流、確認價值，以“史的眼光”來照出紋路肌理，揭示內在關聯與演變規律；唯其是一個整體，所以任何一種新的文學因素的滲入都會引起整體格局的變化，導致對以往文學史現象的重釋。“整體觀”追求的并不只是客觀的歷史研究，而是希望通過與歷史的對話來參與當代文學、文化環境乃至當代生活環境的改善；通過對二十世紀文學史的探索來叩訪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道路和命運。該著作決定了陳思和此后學術研究的“基本經緯”：“一是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作為整體來研究，不斷發現文學史上的新問題，并努力通過理論探索給以新的解釋；二是關注當下文學的新現象，關注中國新文學傳統與現實結合發展的最大可能性。”（陳思和：《三十年治學生活回顧》）
以“整體觀”為方法論支撐，注重在整體聯系的框架中推進對文學作品的自由解讀和釋放文學史研究的活力，順理成章過渡到“重寫文學史”的倡導。《上海文論》1988年第4期開辟“重寫文學史”專欄，由陳思和與王曉明聯袂主持。 “重評”對象有趙樹理、丁玲、柳青、郭小川、何其芳、茅盾等，頓開一時之風氣。根據專欄主持人的設想，“重寫文學史”“原則上是以審美標準”來“重新研究、評估中國新文學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學思潮、現象”，質疑“過去把政治作為唯一標準研究文學史的結果”，“沖擊那些似乎已成定論的文學史結論”，“探討文學史研究多元化的可能性，也在于通過激情的反思給行進中的當代文學發展以一種強有力的刺激”，“并且在這個過程中激起人們重新思考昨天的興趣和熱情”（陳思和、王曉明：《“重寫文學史”專欄主持人的對話》）。
專欄的設立及陸續刊發的文章在學術界引起普遍關注與熱烈爭論。“重寫文學史”是一次意義深遠的事件：首先，建構了嶄新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話語，從對于革命史傳統教育的從屬狀態中擺脫出來，追求獨立、審美的文學史學科。它與1980年代中期“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等研究思潮緊密呼應，是學術研究發展到當時必然會產生遞進的一個環節。其次，通過將先前面貌統一、僵化的文學史改變為多元、個性的文學史，表達了一代人文知識分子在特殊時期高揚主體性的共同訴求，也彰顯了文學史闡釋中“當代性”與“歷史性”的辯證。再次，“重寫文學史”是一場知識分子參與歷史的實踐行為，它與1980年代諸多擁有共同價值指向的社會文化思潮一起，介入到現代化意識形態的建構中。對于陳思和個人來說，“重寫文學史”過程中的觀念與實踐，既是長期思考的賦形，也顯示了其此后文學史研究中的若干路向。
在雷蒙·威廉斯的時代，英國學界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大多停留在教條主義模式中，而雷蒙·威廉斯別具一格地提出了“情感結構”這樣的概念，“作為把自己與被污染的馬克思主義術語如‘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區分開的手段，他建立了自己的詞匯表”（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馬克思主義在戰后英國》）。陳思和也是攜帶著自身“詞匯表”的文學史家，這些獨特的“詞匯”即“文學史理論”，指的是一種與文學史寫作實踐緊密交織在一起，具體解釋文學史寫作中的問題，并對一般文學史寫作有實際指導意義的理論假設。陳思和每每從文學潮流的發展動態中發現問題、提煉理論，然后再將此理論概念運用到文學史領域，考察諸般復雜的文學現象，反復驗證、持續推敲，直至理論假設上升到具有通則性的文學史理論，先后提出的“民間”“共名與無名”“潛在寫作”“戰爭文化規范”“先鋒與常態”等皆可作如是觀。
文學史理論大體有如下特征：首先，這些理論瞄準的是文學史樞紐、結穴的關鍵點或動力機制。章太炎嘗謂“清朝一代能夠考史，而不能撰史”，“考史”滿足于材料的征集與考掘，而“撰史”則需要史家“通古今之變”的識斷，移諸文學史寫作領域，需要的正是理論的有效整合能力。近年來的文學史寫作，一方面史料的發現與整理固然成績斐然，著作數量甚至泛濫，但另一方面注意力只在材料的拼湊和領地的占有，于是造成文學史的邏輯混亂、觀念與框架充滿不和諧，“人人從事于造零件，作螺絲釘，整個機器，乃不知其構造裝置與運用”（錢穆：《<新亞學報>發刊詞》）。瓶頸正在于文學史理論缺乏突破與創新。而陳思和所提出的文學史理論都是在診斷“整個機器構造裝置”的基礎上提供整合能力。比如“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先鋒性”與“文學史上先鋒與常態”的問題，試圖從理論上來解決“五四”新文學的主流與其他各類文學（通俗文學、舊體文學等）之間的關系；“民間”“潛在寫作”是為了解釋當代文學史上政治與文學的關系；“世界性因素”是為了應對中國文學與外來文化影響的關系。
其次，文學史理論不僅是學理背景上的研討，而且是針對現實的發言；在客觀研究與方法論背后，暗含著強烈的知識分子的精神關懷。比如“民間”理論視角就含蘊著陳思和對現代知識分子歷史傳統和現實處境的思考：在新文化傳統中醒悟人生的一代學者，自覺將“五四”視為自身學術傳統與行動參照，但在親身實踐中又感受到該傳統的局限，“希望在堅持五四傳統的同時再進一步跳躍出去，融入到更大的學術傳統中去安身立命”（陳思和：《<犬耕集>后記》）。發現“民間”的意義即包括尋覓、闡揚散落在民間世界里的人文信息，結合潛在的健康力量參與到對當代生活的改造中。陳思和攜帶著這些鐫刻下其學術烙印的“詞匯表”進入文學史寫作實踐，成果中集大成者當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與明年即將推出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教程》。
二
在比較文學領域，陳思和最重要的學術貢獻當推“世界性因素”。該理論視角的提出有一長期醞釀過程：1980年陳思和跟隨賈植芳先生從事“外來文學思潮流派理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影響”的理論資料匯編，此后在研究中外文學關系的過程中，深感于傳統的影響研究及其背后作為方法論支撐的歸納法無法整合中外文學關系現象，陸續寫過《二十世紀中外文學關系研究的一點想法》（《中國比較文學》1993年第1期）等論文，對影響比較的傳統思維方法提出質疑。《<馬橋詞典>：中國當代文學的世界性因素之一例》（《當代作家評論》1997年第2期）運用世界性因素的分析方法，為韓少功長篇小說《馬橋詞典》被誣抄襲一事作辯護。正是在上述過程中，“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概念逐漸清晰化，直至2000年發表《關于二十世紀中外文學關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中國比較文學》第4期）：既然中國文學的發展進程已被納入了世界性格局，那么它與世界的關系就不可能是完全被動的接受，而已經成為世界體系中的一個單元，在其自身的運動中形成某些特有的審美意識，不管其與相關的外來文化是否存在直接影響關系，都是以獨特面貌加入世界文化的行列，并豐富了世界文化的內容。近期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組織評選“2023年度人文學科十大學術熱點”，將“文明互鑒視域中的世界文學”列為熱點，其中代表性議題即“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研究，可見陳思和孤明先發之功。
2008年11月，陳思和榮獲“當代中國文學批評家獎”，“授獎辭”中說：“陳思和以文學史家的身份介入當代文學前沿問題，熱情而冷靜，持久而深入，從容而堅定，推動了當代文學批評的學院化進程。”挺立在文學的前沿現場又促成當代批評的學院化，這樣的姿態用陳思和的理念來形容即“史的批評”：以置身現場的鮮活的批評感受和問題意識來導源、激活學術研究，再以“整體觀”回視文學史作潛心、細致、歷史性的檢討與反思，也就是說，必須將文學史視作批評對象的坐標系，或在文學史的宏觀研究中闡釋當下的文學現象和理論現象，或以對具體作品特殊價值的發現來重構文學史的脈絡、走向。
以“史的批評”管窺陳思和迄今的學術歷程與成果，其研究具備鮮明的整體性和融貫性，一呼百應，相與激發。仿佛是一具生命體，在成長過程中發展出各器官的機能，等到該生命體達到成熟狀態時，赫然發現其內在的生命脈絡前后遞進、一體貫通，而各器官既分司其職又互相配合，在生活中見招拆招地應對各類問題。比如，在考辨中外文學關系的過程中，陳思和提出了“世界性因素”，從學科領域而言，這本是比較文學方向的成果，然而其孕育過程中有文學批評實踐的參與（考察《馬橋詞典》中的世界性因素）。思考成熟之后，“世界性因素”上升為文學史理論，一方面作為方法論支撐，用于文學批評中對作家作品的考察，例如將閻連科、張煒小說與來自古希臘的惡魔性因素相溝通，在對莫言、余華小說的分析中揭舉巴赫金首倡的、拉伯雷式的民間狂歡因素；另一方面，運用“世界性因素”的理論視角復盤文學史的整體結構，研究“五四”新文學的先鋒性與西方先鋒文學的對應關系。系列論文《試論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先鋒性》（《復旦學報》2005年第6期）、《先鋒與常態——現代文學史的兩種基本形態》（《文藝爭鳴》2007年第3期）等指出：“五四”新文學運動作為一個帶有先鋒性的革命文學運動，和當時席卷歐洲的先鋒運動構成了世界性對話，都以激進的政治批判態度、顛覆傳統文化的決絕立場、求新求變的語言探索以及對唯美主義文藝觀的批判為標志。進而，中國文學的古今演變中存在著“變”的兩種形態，一種是依循了社會生活的發展而自然演變的文學主流，謂之“常態”；另一種是以超前的社會理想和激進的斷裂實行激變的文學運動，謂之“先鋒”。作為一場先鋒運動的“五四”新文學猛烈地沖擊了當時的文學主流，促進了文學史的激變，但是其本身先鋒的性質也決定了它的短暫過程，決定了它和文化主流之間復雜的關系。陳思和由此來回應海外漢學界抬高晚清、貶低“五四”的傾向，進而解決“五四”新文學的主流與其他各類文學（通俗文學、舊體文學等）之間的關系。
“世界性因素”召喚出“先鋒與常態”，后一理論視角引出了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作重新評估的契機（這無疑將成為陳思和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教程》中的敘述主線之一），既可用于對“五四”文學轉折的考察，同樣可以輻射到新時期到新世紀文學的發展。系列論文《從“少年情懷”到“中年危機”——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一個視角》（《探索與爭鳴》2009年第5期）、《對新世紀十年文學的一點理解》）（《文藝爭鳴》2010年第4期）指出：“五四”新文學、1930年代的左翼文學、1942年以后的工農兵文學、“文革”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下的文學，不管其性質有多大的距離，都表現出一種先鋒姿態——“通過激烈否定前人的文化積累來完成自我確立”，“認為文學是可以引導社會變革風氣的，是可以通過調整文學藝術與社會生活的關系，指導人們怎樣生活的”。到了“文革”以后，尤其是1980年代中期開始，文學的先鋒性消失，轉變為常態的發展模式，雖然持續地邊緣化，但還原了自身的審美功能和表達模式。新世紀以來，身處“中年常態”的作家，形成了自身“民間崗位型”（與“廣場型”相對）的表達形式和批判形式，他們的社會良知與民眾的情緒、與藏污納垢的現實聯系在一起，“像賈平凹的《秦腔》，如此逼真、厚重的藝術筆墨，描繪出農村文化經濟的衰敗以及作家面對衰敗的復雜感情；像莫言的《生死疲勞》，如此機智的想象力，顛覆土改以來意識形態下的農村歷史書寫；像閻連科的《受活》，如此嬉笑怒罵的怪誕姿態，把國際共運史的失敗與現代性的反思結合起來給以諷刺；像余華的《兄弟》，如此尖銳活潑地描繪三十年來時代的恐怖與狂歡，揭示出改革開放在中國城鎮經濟發展中的怪誕世相，等等。這些作品，不要說一九八○年代不可能產生，五六十年代更不可能產生，就連三四十年代的中國作家也沒有拿出如此記錄中國社會歷史的皇皇巨著。可以說，這些作品是無愧于我們今天激變中的大時代的。”
陳思和學術研究背后持續的推動力是與流動不居的當代生活對話，“一個知識分子，如果對當代生活沒有激情，沒有熱望，沒有痛苦，沒有難言的隱衷，那么，他的知識，他的學問，他的才華，都會成為一些零星而沒有生命力的碎片；文學研究雖然不同于文學創作，但在冷靜的學術研究背后，仍然需要精神上的熱情支持”（《方法·激情·材料——與友人談<中國新文學整體觀>》，《書林》1988年第7期），在他眼中這也是現當代文學學科的特征與生命力源泉，“生活的未來有多長，我們學科的生命就有多長，它的特點就是不斷對應當下出現的文化現象和文學現象，解釋當下文學和生活的關系”（《我們的學科還很年輕》，《文學評論》2008年第2期）。還以文學史理論“先鋒與常態”為例。近年來，網絡文學、科幻文學與各式各樣的新媒介文學方興未艾，國學熱的氛圍中舊體詩詞也蔚為大觀，它們復活了當年被“五四”文學所壓抑的舊文學的諸種面相，因應著當代各階層人民群體文化需求的多樣性，重構出熱力四射的文學版圖。新的課題擺在了研究者面前——“現代中國文學”如何消化上述非“新文學傳統”所能夠容忍的因素，“要承認過去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觀念是從新文學史的觀念演變而來，比較狹隘的新舊對立思維模式再加上戰爭文化心理構成的思維模式，建構起來的一套所謂主流、支流、逆流的文學史敘事模式不能適應今天學者們寬闊的學術視野和本學科所取得的學術發展”。“先鋒與常態”就是以創新的理論視角來重新整合文學的各種現象，既重釋文學史的演變模式，又為研判當下文學發展態勢提供指導，達致新的文學“整體觀”的圓融。
三
1993年，知識界發起人文精神大討論，其觸發點是市場化、商品化沖擊下，人文精神出現的危機。陳思和個人意見的集中表述可參考《關于人文精神的獨白》（收入《犬耕集》）、《關于“人文精神”討論的一封信——致坂井洋史》（《天涯》1996年第1期）。在他看來，人文精神討論是文學界自身引發的對于未來精神走向的激烈爭論，看上去是一場理論探討，但理論的落腳點則應該回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商品經濟的大潮中，知識分子如何保持和發揚原有的精神傳統，找到自己的民間崗位。論文《知識分子在現代社會轉型期的三種價值取向》刊于同年《上海文化》創刊號，將轉型期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概括為三種意識：失落了的古典廟堂意識、虛擬的現代廣場意識和正在形成中的知識分子崗位意識。該文是陳思和關于現代知識分子課題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反思“五四”知識分子廣場意識的虛妄與偏狹，并不是要取消知識分子的精英傳統，而是希望知識分子在新的歷史環境下對自身的處境立場、工作崗位有更加清醒和更加積極的體認。所謂“崗位”，一方面是指知識分子的具體職業，當然在謀生之外，還包括了學術責任與社會責任；另一方面孕含了一層更為深刻與內在的意義，即知識分子對文化傳統精血的維系與發揚。這是一個辯證的概念，具體而微的工作中有“上出”的旨向，而超越性的精神則融化于普普通通的崗位中；這甚至不只是一個抽象的理論概括，而必須通過生命實踐來踐履。
所以，對于“人文精神”作觀念史的梳理（很多人去考較這個詞到底什么意思）是無法貼近這場討論的，我們不但要關注當時發言者的“言”，還要看起于行的“行”。陳思和對于人文精神討論的主張與介入，恰恰見出其實踐型知識分子的本色，“人文精神終究是在社會實踐中的人文精神，并沒有一種外在于知識分子實踐的人文精神完美地等待著我們去發現”，“本來就沒有什么現成答案，需要我們每一個人自覺地在實踐過程中去探索”。陳思和在人文精神討論的同一年發表《現代出版與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復旦學報》1993年第3期），為人文精神找到一個落腳點和具體崗位。1994年，在其努力下，“火鳳凰學術著作出版基金”成立，在1990年代最艱苦的出版環境中，推出“火鳳凰新批評文叢”“火鳳凰文庫”“火鳳凰青少年文庫”，后續還有“火鳳凰學術遺產叢書”……這幾套書系有不同面向——提攜文學新人、承接老一代知識分子的學術風骨、青少年人文教育，建立起完整的薪火相繼、承前啟后的格局，正是理論探討之后的“起于行”，在新環境中借助出現的新力量，尋覓弘揚人文精神的契機。陳思和的學術實踐活動，包括著書立說、編輯出版、教書育人，有意探索三者之間達致圓通的可能性，以此來把握知識分子的民間崗位。
與北大、清華的校園傳統相比照，陳思和發現復旦大學尤具“草根精神”（因反對教會壟斷教育而創立），且與知識分子的民間立場有著根本上的精神溝通：“草是最軟弱最卑賤的東西，它看上去微不足道，決不鮮艷奪目，但草之根卻是最堅韌最易于生長的，象征了頑強的生命力。這種精神在學術為顯學的時代里并不受人們重視，但是一旦學術在政羅教網中失去了應有的尊嚴與地位時，這種草根精神就變得重要了，有時可以成為被縛的普羅米修斯們的精神支柱。”（陳思和：《復旦的精神》）
這樣的表達，已不僅是對歷史的命名，更有對未來的期望；已不僅是對身外傳統的總結，更是將生命旅程中萃取來的理想鐫刻進了校園。2024年2月，陳思和行將退休。但學術探索遠未終結，作為“復旦大學人文社會學科傳世之作”項目的《現代文學史研究與話語創新》正在井然有序地推進，這是陳思和學術歷程的集大成與總結之作。“紅日晚霞余萬里，青絲云露更妖嬈”（陳思和：《七十自詠·登高》），七十歲的陳思和，百尺竿頭的矯健身姿，恍若回到當年初入復旦校園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