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04月26日09:49 來源：思南讀書會 作者：思南讀書會 點擊: 次
從左至右為金理、陳福民、程永新
10月30日下午，評論家、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陳福民攜文化散文集《北緯四十度》作客思南讀書會381期，與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金理、《收獲》主編程永新從北緯四十度的地理概念聊起，展開一場有關“歷史書寫中的文學心思”的對談。
充滿魅力的北緯四十度
《北緯四十度》是評論家陳福民圍繞北緯四十度進行探究民族融合與民族歷史的文化散文集，也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細膩筆法與歷史研究的嚴謹姿態(tài)的一次完美結合。“北緯四十度”是一個地理概念。由于蒙古高原地質構造高海拔的緣故，以長城為標志，北緯四十度地理帶在歷史演進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不同的族群與生活方式：在它的南方，定居民族修城筑寨掘土開渠，男耕女織安居樂業(yè)；它的北方，游牧民族遼遠開闊駿馬馳騁，寒風勁凜雨雪交加。
陳福民介紹道，按照中國版圖，"北緯四十度"東起遼寧丹東，向西延伸走到秦皇島、北京、大同，再往西走包頭、呼和浩特，再往西走到喀什，這條線正好跟中國的萬里長城基本是重疊的。這并不是一種巧合，長城之所以修在北緯四十度這條線上，是因為這個地方非常特殊，是蒙古高原和平原的交界處。
他認為，華夏民族的發(fā)展、進步、遭遇的挫折，都跟北緯四十度有關。中原定居的漢民族跟北緯四十度以北的鮮卑、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打了兩千年，最后融合成華夏民族，如書中所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們最后都變成了中國人。”北緯四十度并不是保守的，固步自封的地方，實際上是民族的生存進行偉大的創(chuàng)造，為了共同的生存空間而產生的事實上的文化、文明的沖撞的結果，這是北緯四十度特殊的魅力。
金理談到，北緯四十度這條地理帶既是沖突戰(zhàn)爭的前沿，也是不同文化交流融合的前沿，甚至可能就是人類發(fā)展的一種象征、一種寓言，正如腰封中的文字，“與今天的人類生死相依。”
書中文章自2018年開始在《收獲》發(fā)表。主編程永新談到，“這是一本有分量的書，只有通過長時間的閱讀積累與行走才會有那種沉甸甸的思考與感受。"
“書里寫到的地方，我確實都不止跑過一次。”陳福民回應道，書里每一章開頭都配有照片，這些照片都是他自己拍的，“在百度上看到的，在書里看到的東西和你實地看到的一定完全不同，也會讓你寫出來的東西完全不同。要求自己盡可能去實地看看，也是在寫作上對自己提出一些要求。”
程永新尤其喜歡《北緯四十度》里的那些閑筆，它們涉及飲食、服裝、和親、文化、藝術、邊塞詩等方方面面，“他講的那些故事我們之前大概知道一點，但因為他生動的文字呈現(xiàn)，我們更被吸引了。在我看來，借余秋雨的一句話，陳福民做了一項藝術創(chuàng)造工程，他用文字在紙上建立了一座文明的長城、文化的長城。”
面對歷史，文學能做什么？
金理認為，《北緯四十度》是一部具有歷史品格的非虛構作品，同時又帶有天然的文學基因。書中在描寫明英宗與身邊太監(jiān)王振匪夷所思的關系時，特意考察了兩人相見時的年齡、皇帝的少年境遇以及這樣的境遇對皇帝的人生歷程產生什么影響，這其中有精神分析與心理學的意味，展現(xiàn)了文學研究者的本色。此外，書中還將一些現(xiàn)代流行語如“肥宅”“廢柴”等點綴其中。對此，他向陳福民提問，面對歷史，文學能做什么？
陳福民談到自己的創(chuàng)作過程。一方面，他下了很大功夫去學習歷史學、民族學、地理學知識，他在創(chuàng)作中堅持的底線是“文章可以沒有那么漂亮，但硬知識不能出錯”。他笑言，“不能讓人家覺得文學就會瞎編和虛構，那就是我給文學丟人了。在這個前提下，我要做的，就是比他們寫得好看。”
另一方面，他一直努力在普通讀者與高深知識之間架設一條橋梁，讓高深的歷史通過文學變成一個可以觸摸、感受、理解的知識，“這是這本書主要做的工作。”他認為書中的文學性有重要的兩點，一個是人物故事，一個是長篇散文中的“閑筆”，“可能是從主體故事中跳出來敘述另一件事，發(fā)一點小議論，但不能太長，太長就成了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根還是在主脈上。”
陳福民認為文學是一項沒有邊界、最自由的事業(yè)，而自由也意味著難度，“比如說人物的挖掘、設計、心理分析，人物在不同歷史時期活動時所呈現(xiàn)的意義，對古代人物、歷史事件已經(jīng)有定評的，今天如何重新看待、重新討論？” 對于金理所說的“流行語言”，他回應，“這看起來好像有點輕浮，但對于我來說其實不是輕浮。因為歷史太沉重、枯燥，需要用一種生動的、鮮活的語言去處理它、呈現(xiàn)它。”
“失敗者之歌”
金理談到，作者在書中不斷轉換文學話語與歷史話語，豐富了歷史考察的視野。比如關于飛將軍李廣有很多有趣而特別的論述——漢武帝看人眼光毒辣，卻沒有重用過李廣；而李廣是唯一在《史記》中被提到個人作戰(zhàn)能力的正規(guī)軍將領，這也許是司馬遷對于李廣的偏愛，書中推論歷史上的李廣可能是一個有匹夫之用而無運籌帷幄能力的人。他生活在崇尚儒學的漢代，強調社會協(xié)作，不太看重有個人英雄主義的人。令人驚艷的是結尾具有文學意味的斷語：“李廣有些不合時宜，走在與時代相悖的道路上，但這個世界如果少了這樣的不合時宜，也是單調的。”
在陳福民看來，如何看待一些不合時宜的人是衡量自身情懷很重要的標尺。在書寫李廣時，陳福民清楚，作為受到李陵牽連而遭遇不公正處罰的人，司馬遷在不斷地美化李廣。比如李廣全軍覆滅，一人逃回長安，司馬遷基本不寫他為何戰(zhàn)敗，而是著力渲染他是如何英勇地搶敵人的馬，用敵人的箭射死敵人，使后世都只記住了李廣的英勇。陳福民說：“對歷史人物產生同情，這是文學的強項。歷史學家會嚴格遵循史實，但是文學家第一會看到那些歷史人物的悲劇，第二會讓讀者看到你之所以這么寫的心理動機，第三，會讓每個讀者意識到這些被同情的對象極有可能就是我個人的一部分。”
他將司馬遷對于李廣的書寫定義為一首“失敗者之歌”，他說：“但為什么即便是一個失敗者的悲情故事，我也理解司馬遷為他去寫失敗者之歌？這就是文學看待這個世界的尊嚴與方式。我們今天回頭去看，司馬遷對李廣的辯護亦有很深切的對自己身世的悲憤在里面。我們對待失敗者要有一種同情。這個同情不是爛好人而是當作一種境遇，當作自己理解人生的寬度來處理。”
思南讀書會NO.381簡訊
現(xiàn)場：王若虛、李偉長
撰稿：陳 思
攝影：遲 惠
編輯：江心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