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6月23日12:31 來源：文學報 作者：傅小平 點擊: 次
從象征的層面上講，翻譯之所以源遠流長，正是源于人類希求無阻礙溝通的巴別塔情結。而今，隨著機器翻譯日益接近現(xiàn)實，不同語言間的零距離交流看似不再遙遠。據(jù)悉，去年國外某網(wǎng)絡公司推出一個翻譯網(wǎng)絡，準確率已達到86%。這種動態(tài)翻譯方式比以前以詞組為單位的翻譯方式向前進了一大步。有研究小組得出結論，未來十年左右，機器可以獨立完成一部作品的翻譯，未來十五年左右，機器通過深度學習，可以翻譯新語言。如此看來，翻譯這個行業(yè)正面臨生存危機。
但就文學翻譯而言，情況要復雜一些。機器翻譯即便能趨近準確層面上的“信”，卻未必能做到“達”和“雅”。畢竟做到這三點，對于文學翻譯家也意味著很大的難度。而近年來，因受到社會環(huán)境、業(yè)界生態(tài)等因素影響，曲解原著精神，亂譯、錯譯、誤譯情況紛出，文學翻譯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受損。如何改變這種常被談及卻“實難改變”的困境，某種意義上正是日前于上海舉行的題為“再登巴別塔——文學翻譯的現(xiàn)狀與未來”的專題研討會的意旨所在。
譯者需在技術和觀念上維護漢語的純正性
不妨設想一下，有朝一日機器翻譯替代人工翻譯，會出現(xiàn)什么樣的狀況？
就外譯中來說，外語自然是不成問題的，但說到要讓譯文丟掉“翻譯腔”，體現(xiàn)出純正的漢語性，機器翻譯恐怕就難以企及了。事實上，這也可以說是目前文學翻譯界在翻譯技術層面，面臨的最大的難題。
上海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主席、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汪涌豪于此深有感觸。他注意到十多年前，《參考消息》曾和新加坡合辦一個翻譯大賽，連著三屆一等獎空缺。“當時原文和譯文都在《參考消息》上登出來了，這些譯者的翻譯是很準確的。他們不是外文不好，而是中文不行，所以評委沒能評出一等獎。”事實上，魯迅文學獎里設有文學翻譯獎，上海譯文出版社設有卡西歐翻譯獎，一等獎也經常空缺，綜合各方觀點，原因也往往是譯者不能充分傳達出漢語性。
以汪涌豪的理解，漢語不像英語、日語，它是一字一音的孤立語，沒有詞形詞尾變化，語法規(guī)則不是剛性的，因而更重視語義語境，內在的意蘊。“我們前輩都說西語是法治的，漢語是人治的。漢語沒有什么不能省的句子成分，相反古人為了一些特殊效果還故意省略了一些句子成分，但你不能說它成分殘缺。所以，漢語有西語沒有的那種跳蕩、靈活。”基于漢語這種特點，汪涌豪認為，譯者把西語譯成漢語，應該多少對漢語有所顧及，應該多少凸顯漢語的這個特點。“而能不能盡量體現(xiàn)漢語的特點，幾乎決定了譯文的品級。”
但現(xiàn)實的狀況是，當下拗口、生澀的譯文觸目可及。汪涌豪哭笑不得道，因為“and”是“和”的意思，多數(shù)人會翻譯“微笑和沉默不語”、“微笑地沉默著”，而不會用“笑而不語”或“笑而不答”；因為“about”是“關于”的意思，不少人會翻成“我沒有關于他的消息”，都沒想到簡單的“我沒有他的消息”已足夠表達；因為英文里有不少單數(shù)復數(shù)，人們翻譯“男士們”、“動物們”，卻忽略了這些名詞在漢語中本身就是集體性名詞，本身就有復數(shù)之意。“很多漢語譯者不懂得尊重漢語表達習慣，通過拆分、換序、合并的方式來解決這類問題。”
在技術層面注意漢語性問題是一個方面，在觀念上負起維護漢語純正性的責任，在汪涌豪看來，也是特別重要的一個方面。汪涌豪表示，外譯中理當盡可能凸顯漢語特有的豐贍美和博雅美。“我們現(xiàn)在熟知的翻譯大師，如林紓、傅雷、朱生豪、梁實秋、馮亦代、梅紹武等都做了很好的示范。這些人外語好不必說了，他們還有深厚的國學功底。所以譯文不但可信、暢達，還充溢著漢語的儒雅。”
這并不是說汪涌豪提倡現(xiàn)代譯者都要學古漢語，他只是認為譯文不能過分西化。他重申錢鍾書曾強調的一個觀點，好的譯文應該要達到“化”境，要做到了無痕跡，出神入化。在汪涌豪看來，好的譯文在不脫離原文具體語境的同時，理當依從母語的法則。“一個好的譯者，完全可以打破直譯或者意譯的糾結，把翻譯的重點轉移到母語上來。從這個意義上說，翻譯是再創(chuàng)造。你要問是不是追求傳神就會妨礙傳真？我覺得不會。對于一個嚴肅的、有水準的譯者來說，他比任何人都知道自己的創(chuàng)作起點在哪里，自己工作的終點又在哪里。”
文學翻譯要建立客觀、全面、與時俱進的評價體系
不能不承認，如今譯者的中文水平客觀上講確實不如過去，譯文亦如汪涌豪所說的那樣讀來常有生澀之感。但在上海翻譯家協(xié)會常務理事、上海譯文出版社文學編輯室主任黃昱寧看來，這不能簡單歸結于譯者中文水平低。畢竟，我們這個時代所面對的原文，與林紓或傅雷所面對的原文，本身已經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現(xiàn)當代文學更跳躍、更抽象，更重視文字所攜帶的意象和信息，而在一個普遍認為‘駢四儷六’才是文學至高境界的環(huán)境中，語言和文學太容易不思進取，它們的發(fā)展和活性都難免遲滯緩慢。這樣的滯后對評判譯作也會形成干擾。”
切近的問題還在于，一方面，隨著大眾外語水平的提高，讀者對譯文的質量提出越來越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受制于譯者本身的文學素養(yǎng)，還有稿費太低等現(xiàn)實因素，很多譯文不管是經過了打磨也好，還是粗制濫造也好，都難以全方位滿足讀者的需求。大眾的批評隨之而來，更有一種極端的說法稱，如今的翻譯質量“每況愈下，一代不如一代”。這樣的評價，在黃昱寧看來，對于文學翻譯者是不公平的。她吁請，文學翻譯要建立一個客觀、全面、與時俱進的評價體系。
以黃昱寧的觀察，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譯介作品數(shù)量呈幾何級數(shù)增加，懂外語的人也以幾何級數(shù)增加，其結果是，總基數(shù)大，其中質量不盡如人意的作品的數(shù)量亦隨之增加，但要因此認定劣等譯作在譯作總數(shù)中所占的比例，較幾十年前有明顯增加，則有失公允。評價的不客觀，在她看來，還在于大眾對具體作品的分析缺乏專業(yè)性，少數(shù)有見地的專業(yè)評論往往被聳人聽聞的言論所淹沒。即使是優(yōu)秀的專業(yè)評論，大多仍停留在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的層面，缺少提煉、思考的過程，無法上升到不斷完善評價體系的層面。“翻譯理論長期困在象牙塔中，與譯者、媒體、讀者等都有一定距離，缺少深入淺出轉化的文體和平臺，以至于近年偶爾出現(xiàn)的大眾層面的翻譯討論，仍然停留在相當淺的層次。”
在黃昱寧看來，翻譯評論的困境在于，如今“翻譯評論”和一般“文學評論”的界線越來越模糊，而真正愿意花時間投入翻譯評論的又是少數(shù)。“做翻譯評論，意味著要花費兩倍時間讀原文和譯文，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與此同時，黃昱寧認為，滯后的文學觀，也構成了評判標準的另一重干擾因素。“世界文學潮流的嬗變，對我們衡量好譯本的標準，一直在提出新的審美要求，但我們的普遍欣賞水準與這種要求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脫節(jié)。”
誠如黃昱寧所說，今天文學翻譯面對的對象和讀者已與過去大不相同。在這樣的情況下，信達雅的標準，尤其是“雅”字，如今該怎么理解？在讀者對歐式詞匯和語法的寬容度越來越大的今天，“信”和“達”又該制訂怎樣的新標準？每天都在誕生的新詞應該以怎樣的標準和速度引入翻譯才合適？在互聯(lián)網(wǎng)輕易就能提供簡單檢索的今天，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今天，有沒有必要削減原先簡單的說明性注解，擴大闡釋性注解的比例？在人工智能開始介入創(chuàng)意寫作、翻譯的時代，各種翻譯軟件層出不窮，新一代文學譯者如何看待這種全新形勢，如何在懂得使用最新工具的同時發(fā)揮人工智能替代不了的獨特價值？“在文學不斷發(fā)展的今天，對于這些問題的討論，還遠沒有答案。”
而翻譯稿酬過低，還有翻譯評論得不到廣泛的關注和認可等因素，也很可能使得這些答案最終得不到求解。黃昱寧表示，與實用類筆譯或口譯相比，文學筆譯的稿酬水準平均線確實比較低，但因此苛責出版社則有失偏頗。“文學筆譯的稿酬是出版社支付的，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譯者稿酬最終取決于成書后創(chuàng)造的市場價值。提高譯者待遇，如果離開對這個前提的認知，就無從談起。書價低、外國文學閱讀門檻較高等，都是造成這類圖書市場價值偏低的原因。”
比之“稿酬過低”，黃昱寧更擔心的是，稿酬背后的市場導向與輿論環(huán)境可能導致復譯與首譯的嚴重失衡。“通常情況下，公版書的利潤率遠遠高于版權書，而操作難度則遠遠低于后者。市場上扎堆出版的通常是銷量有保證的世界名著，它們往往已經有大量現(xiàn)成譯本，復譯可以借鑒前人，難度大大降低，譯者承受的壓力也遠不如首譯本大，得到的美譽度反而常常高于首譯本。世界名著被重印的可能性也遠遠大于很多現(xiàn)當代作品，這使得譯者在復譯本上得到的收益有可能大大高于首譯本。”
這樣造成的后果，就像她擔憂的那樣，本來就極為有限的譯者資源大量流入復譯大潮，公版書重復出版現(xiàn)象愈演愈烈，現(xiàn)當代作品的翻譯質量則進一步下降。“翻譯文學的表面繁榮之下，隱藏著不合理的結構——有文化積累價值但市場前景黯淡的現(xiàn)當代純文學翻譯作品，生存空間不容樂觀。”
“走出去”應更多借助版權貿易和市場推廣
外譯中存在的結構不合理，不免讓人唏噓。相比較而言，中譯外的闕如，則不能不讓人感慨。近年來，中國文化走出去可謂聲勢浩大，莫言、曹文軒等中國作家在海外接連獲得重磅獎項，也提升了中國文化走出去的自信。不過，與如潮水般涌來的歐美文學作品、好萊塢大片等相比，“走出去”的效果依然有限。事實上，不只是在文學領域，在戲劇、舞臺表演等藝術領域也存在同樣的問題。
對外國文學翻譯和出版領域頗多了解的出版人彭倫直言，國內似乎只關心“走出去”，而不關心“走出去”后能否產生真正的效用。“似乎只要把中國作家的作品，或者中國的文學作品，翻譯成外語，在國外出版就好，甚至在越多的國家出版就越好。但這個翻譯的水準精不精良，這個作家或這部文學作品在海外究竟有多少讀者閱讀，有沒有產生文化上的影響，人們并不怎么關切。”
彭倫談到自己親歷的“尷尬事”。前陣，他與一位旅居新加坡、專門翻譯中國文學作品的美國翻譯家交流。這位美國譯者透露，近來一些中國作家主動邀請他翻譯其文學作品，有的甚至“懸賞”幾十萬元人民幣讓他來翻譯。“這樣的‘懸賞’，讓他‘一頭霧水’。當他問他們，作品翻譯完了，在哪里出版？譯文的版權屬于誰？翻譯完成后，作品在西方會不會有讀者？得由誰來負責外國的市場推廣？對于這一連串的問題，中國作家回答不出來，也并不真正關心。他們似乎認為，只要找到一個好的翻譯，自己的作品走出去了，就已經萬事大吉。”
在彭倫看來，如果只是按照“國內規(guī)則”來運作，中國文化走出去難免事倍功半。合理而有效的方式，該是讓中國的文學作品、文化產品更好地通過版權貿易和市場推廣的方式，真正進入到西方文化之中發(fā)生影響。“很顯然，中國的文學作品走向世界，翻譯只是第一步，只有找到最具實力、有影響力的出版社代理，才能使之真正接觸到西方讀者，發(fā)揮其文化交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