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3月20日11:22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四夕 點擊: 次
《收獲》雜志主編程永新和著名作家余華3月17日做客澳門文學節，就“《收獲》及文學雜志在中國的重要性”展開討論。程永新說，今年正好是《收獲》雜志創刊60周年，這本雜志能走到今天，都離不開巴金先生，如果沒有巴金，就沒有今天的《收獲》。余華則把自己的今天歸功于一個人和一本雜志，“一個人是李陀，一本雜志就是《收獲》，他們把我變成今天能夠在這里說話的人。”
如果沒有開放包容的精神，《收獲》走不到今天
《收獲》雜志1957年7月由巴金和靳以創辦，今年恰好是《收獲》60周年。當代文學史上有影響的作家幾乎都跟《收獲》有關系，《收獲》這本雜志60年的歷史，就是一部當代文學史。程永新說，《收獲》雜志這幾十年的歷史，特別是近30年來的歷史特別有意思，涌現出了很多好作家好作品，都和創始人巴金先生有關，如果沒有巴金，就沒有今天的《收獲》。巴金先生對待作家非常包容，他遵循的一條原則就是“出作家，出作品”。
程永新回憶當年張賢亮的一篇小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發表的時候，很多女作家認為是對女性的不尊重，冰心給巴金打電話，讓他管管《收獲》，但是巴金看完之后，得出的意見是：張賢亮的小說似乎有點“黃”，但是寫得確實好，沒什么問題。“幾十年的風風雨雨，就是因為有巴金的精神，他的人格魅力，所以《收獲》能得到方方面面的包容，所以有余華這樣一批很好的作家，我想如果沒有這種包容和開放的精神，這本雜志走不到今天。”
程永新說，巴金先生當時講的很多樸素的道理，在今天的現實中依然還有意義，“比如他在《隨想錄》里面講到的反思和懺悔的精神，對我們今天的現實還有意義。這說明我們的社會在進步，但也不是進步得特別快。巴金已經成為《收獲》這本雜志的靈魂，如果一個雜志對現實沒有意義，就是失職。”
在今天的多媒體時代下，《收獲》這本雜志要如何去堅守和改變，又如何在浩瀚的文字大海中選出那些最重要的作品？程永新說，自己剛到《收獲》雜志的時候，很多老編輯還是用毛筆字給作家寫回信，他們對文學的理解給了他很大的啟發，“年輕的時候不懂事，覺得他們保守，慢慢覺得這種東西是一種無形強大的力量，他對文學作品的判斷，形成了一種氣質。”
對于一名合格的文學編輯而言，學養是一方面，對藝術的領悟力以及作為一個閱讀者的敏銳也很重要。“編輯常常是作家的第一個閱讀者，要有一點天賦和后天的鑒賞力，這種鑒賞力非常重要，可能不像搞理論評論的人講出很多道理，而是憑著一種直覺，文學作品說到底還是和藝術有關，帶有天賦的直覺和判斷力顯得很重要。”他認為，當前中國，特別是內地，文學價值的標準有一點混亂，“我個人認為，世界經典文學的學習還是重要的，學習中會建立自己獨立的個人見解，還是要有一些系統性的東西，才能確認你的獨特的價值觀。”
余華：因為巴金，我們這一代作家才有時間自由生長
1987年，《收獲》推出“先鋒文學”專號，上面是“一伙來歷不明”的家伙，他們分別是馬原、蘇童、格非、葉兆言、孫甘露、洪峰。他們被《收獲》的編輯們頂著“胡鬧”的“罪名”推上了1987年第五期第六期《收獲》。余華曾在一篇文章中這么回憶1987年的那個秋天：“收到第五期的《收獲》，打開后看見自己的名字，還看見一些不熟悉的名字。《收獲》每期都是名家聚集……卻在這個節骨眼上集中一伙來歷不明的名字。”
活動現場，余華把自己的今天歸功于一個人和一本雜志，“一個人是李陀，一本雜志就是《收獲》，他們把我變成今天能夠在這里說話的人，我的小說是李陀推薦給《收獲》的，我有超過四分之三的小說發在《收獲》上有兩個原因：一是浪漫主義的原因，《收獲》在我心目中是中國最好的雜志，還有一個現實的原因就是很多小說其它雜志根本不可能發，別說《許三觀賣血記》，《活著》都不可能。《收獲》的地位確實有原因的，感謝巴金，因為他的庇護，我們這一代作家才有足夠的時間自由成長。”
在那些年代里，這一群來歷不明的家伙，白天坐著公交車去《收獲》編輯部，被人戲稱“好像《收獲》是他們的家”；晚上，他們在招待所里聊天、打牌，深夜饑餓時，一起爬過緊鎖的搖晃的學校鐵柵欄門去覓食，再飽食歸來。“當時的文學觀念很像華師大深夜緊鎖的鐵柵欄門，我們這些《收獲》的先鋒文學作者饑腸轆轆的時候不會因為鐵柵欄門關閉而放棄去尋找食物，翻越鐵柵欄門是不講規矩的行為，就像我們的寫作不講當時的文學規矩一樣。二十年后的現在，華東師范大學不會在深夜緊鎖大門，而卡夫卡、普魯斯特、喬伊斯、福克納、馬爾克斯他們與托爾斯泰、巴爾扎克他們一樣，現在也成為了我們的文學傳統。”余華說。
程永新：好作家能量積聚到時候一定會冒出來
1980年代，一批青年作家通過《收獲》走上文壇，那么今天挖掘新人的動力是否減弱了呢？程永新說，“我們一直都很關注新人，關注他們的寫作，成長，我一方面覺得對于年輕作家的寫作我們應該傾注比較高的熱情去關注，但是反過來說，寫作這個事情還是有一點個體化元素在里面，只要你有才華，這個平臺沒冒出來，另外一個平臺也會冒出來，所以我想還是個體作用比較大，現在80后的寫作者們對世界當代文學的關注熱情和上一代作家有點不一樣，他們對同時代的其它國家的作家寫作很關注，所以有一些新的探索，但是我想講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中國這十幾年的文學，特別是嚴肅文學走的步子不像八九十年代，現在節奏會比較緩慢一點，但是年輕人還是在成長進步。”
在今天的多媒體時代，渠道和平臺很多，不太可能產生像1980年代一樣的轟動效應，但是《收獲》依然在嘗試這樣去做，比如去年前年就推出過青年作家專號，試圖像當年一樣把年輕的作家集中到一塊兒。程永新認為作家的才華永遠是屬于作家的，“一個作家能量積聚到一定的時候，他一定會冒出來，當年的莫言、余華，他們這些作品光芒四射，積聚了那種能力，正好我們需要這樣的作品，就吻合了。我剛才說出人出作品，這樣一個宗旨，我們始終不渝在堅持，對年輕作家也是這樣。”
日前，著名文學期刊《收獲》開通手機“行距”APP在線投稿。程永新說，在新的媒體環境下，《收獲》雜志也一直在改變，“作為《收獲》我們也要思考怎么轉型，做一點其它事情，維持刊物原來的品質，其它事情都可以放開。我們想在《收獲》的品質下形成一個新的文學的生態圈。”
余華：你的個性最好和你的才華成正比
活動現場，很多文學愛好者也就寫作的相關問題與余華交流。談到作家的個性，如何與社會保持一種合適的關系，余華說，“先別有個性，不然社會早把你干掉了。我們那個社會還沒有現在這么慘烈，80年代時‘文革’剛剛過去，大家對未來社會充滿希望，一步步往前走，社會變得逐漸開放，我第一篇小說在《北京文學》準備發表，編輯覺得結尾太灰暗，要改得光明一點，我就改了。一步步來，你的個性最好和你的才華成正比，不然你就被社會殺死了。”寫作遇到困境怎么辦，余華的方法是暫時離開文本，“我經常會遇到你寫不下去的時候，剛開始以為我的寫作出問題了，后來我發現大部分情況是人的思維和情感會步入死胡同，最好的方式就是離開書桌，忘記它，再回來，什么問題都并沒有了。如果一直不離開，問題就一直解決不了。”
至于作家的語言和風格化的問題，要不要去做改變，余華認為，“每個作家都有自己語言的一種方式，如何理解語言，每個人都會不一樣，當一個作家用一種語言獲得成功之后，他會對這種語言有依賴，經濟學里面有個概念叫路徑依賴，我們用這種模式辦公司成功了，我不會輕易改變，但是新的時代來臨之后，面臨新情況就破產了，社會制度也是這樣，作家們也是一樣，輕易不會改變，這個世界上大部分的作家都是在用一種語言來寫作不同的小說，也有少數的作家在不斷地改變，用一個什么位置，我的敘事系統在這里，什么東西都往里放，還是去為遇到新的題材尋找一種新的敘事方式，這是另外一種作家，這兩類作家很難說誰好，莎士比亞永遠是一種敘述，托爾斯泰也是，很多偉大的作家都是這樣，馬爾克斯又是另外一種作家。”